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成分最复杂，思潮最活跃，局势最多变的时期，六国兴亡之道历来为各大“学者”反复论述，其国情差异、制度差异、统治方针差异、国家性格差异造就了不同的亡国之路，或是简单，或是荒诞。然后世儒学当道，诸多迹象表明儒学大师的论述在事实上有很大的偏向性。窃以为汉前史料更为接近史实，所作六国兴亡系列篇章，可能与通常认知不同，勿介怀。
                                  ——首记
        燕国的特殊在于它是第一批分封的诸侯国，从西周初期立国到战国末期灭亡，燕国传承四十余代君主，历时“八九百岁”。与秦国相比较，燕国多了整整一个西周时代（秦国在东周初期协助王室驱除夷族后分封）。然而如此一个大国竟然被“晚辈”所灭，其核心原因就在于战国后期，燕国日渐浓郁的奇特国风——王道礼治、迂阔无常。
        在战国之世，恪守王道礼治无疑是一种另类的追求，后世大儒夏侯玄称赞燕国 “举国不谋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于天下矣！（见《史记•集结》）”，在连破七十余城的前提下，竟然六年未攻下即墨、莒城两座孤立的城池，军无战力乎？粮草不济乎？究其根本在于乐毅为了在齐国推行“王道德政”，有意缓和了对齐国的最后攻击。正是这个缓和，田单在吕不韦的帮助下才得以复国。燕国坚守王道礼治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统治集团在八百年父子传承中未经历如同齐国田氏代姜般的大洗牌，统治思想僵化，领政方针失去了先进性、适宜性，在大争之世，不能适时创新，固步自封等同于提前为自己判了死刑。在企业中，市场在不断变化，客户要求也在不断革新，以不变应万变显然不是大环境下的生存之道，这就要求我们拥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持续的检讨工作方法的有效性，对影响质量与交期的行为、习惯进行正确的创新与改革，以恰当的战略面对诡谲的环境，这是一个企业永保先进性，走在市场前列的基本保证。
        燕国之迂阔在邦交事务上体现的淋漓尽致。燕国在邦交事务上的反复无常恰巧与其在领政方针上的保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燕易王至燕王喜，燕国在邦交上主要呈现出以下姿态：与五国合纵抗秦又质太子与秦国结好、迎娶秦国公主又参与分秦大会、与赵国结盟又起兵攻赵、全力娓和齐国又夺取齐国两城……燕国邦交途径之多、变换之快让其余五国无所适从，邦交本是邦国利益为重，但如此反复快速的邦交切换还是不能让人接受的。更有甚者，在向秦国称臣后，燕国最后一个太子——燕丹——为宗庙之苟延，招募荆轲行刺秦王，其愚蠢、其短视、其迂阔昭然若揭，只留下“提一匕首欲改天下，未尝闻也。（见《史记》）”的千古讽刺。自此，燕国不仅失去了五国的信任更招致秦国的疯狂报复，外无近邻，又招“虎狼”，以孱弱的国力抵御强秦的征伐，蚍蜉撼树也。在工作中，大家都有自己的生产链，生产链里的同事们只有通力合作才能把整个产品的生产流程做好而后工程为前工程工作状态确认更是前工程品质的保障，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独立的完成整个生产链，团结协作是我们的不二选择，团结协作、真诚相待才能让自己与团队走的更好。
        燕国的“王道礼治”与“迂阔无常”直接导致了其国力孱弱与排挤孤立，在强秦的收割中，既不能独当一面也没有盟友守望相助，灭亡，也是必然的。
        一支天子血统的老贵族，尊严地秉承着遥远的传统，不懈地追求着祖先的仁德与自己的“机智”；一路走去，纵然一次又一次跌倒在地，纵然一次又一次成为天下笑柄，爬起来依然故我；直至灭顶之灾来临，依然没有丝毫的愧色。
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